相比11月上旬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带“总裁团”（人称大半个德国）访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Penny Wong）12月中旬访华之举，在西方国家当中，只算是顺潮流的低调之举，更何况美国自身也是这股潮流的带领者与助推者。
在澳中两国经历了四年的紧张之后，黄英贤成为了四年来首位造访北京的澳大利亚外长，并选在澳中建交五十周年之际访问，双方恢复关系的意向都很明显。
如果要对这次黄英贤外长访华做一总结，那就是：此行有助于缓解双方近几年的紧张关系；会谈内容涉及领域有实有虚，双方都希望解冻回暖的部分可以落实但需要时间，虚的是一方不得不谈，另一方姑且听之。
两国缓和关系的意愿都非常明显
黄英贤说：“我们如旧提出，要是我们能明智地管控分歧，则能在发展双边关系之余，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明智地管控分歧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挑战”，“我们对各自的政治体制该如何运转有不同看法，我们彼此的利益也不一致，但我们得寻求管控这些分歧。”
王毅说：“过去几年，中澳关系遇到困难和挫折，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其中的教训要充分汲取。中澳不存在历史积怨，也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应该也完全可以成为相互需要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澳新政府多次展现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积极意愿，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以纪念建交五十周年为契机，回归初心、校准航向、重整行装再出发，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改善并可持续地向前发展。”
黄英贤所说的“明智地管控分歧”，应该就是今后不就中国的政治制度提出公开批评，双方求同存异。王毅的话内容丰富得多，有将“困难与挫折”归因于澳大利亚之意——《环球时报》说“澳方一时糊涂误入歧途，将中澳关系带到一个困难境地”，但王毅谈话的重点在“相互需要”、“回归初心”、“校准航向”这几个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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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需要”当然是指中澳两国的经贸来往；“回归初心”则比较含糊，不知中方最满意的“初心”，是指1972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工党政治家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 ）“历史性地长途跋涉来到中国”促成澳中建交，还是澳中“蜜月”的“陆克文时期（Kevin Rudd）”；“校准航向”，当然是指从此以后，澳大利亚最好只谈经济，不要再在中共困难之时做出“伤害中国”之举，比如中国武汉始发的Covid-19疫情祸及全球，WHO与曾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过合作关系的美国都对追责一字不提之时，独有澳大利亚勇敢地站出来要求对病毒溯源追责，在中方看来，当然是偏离中澳关系航向、有违“初心”之举。
《环球时报》毕竟不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其言论不算是代表中国政府，中澳双方现在达成的方向性共识，其实就是不再计较这四年来双方的拳脚来往，重新出发，管控分歧。
务实层面：双方需要须待时机
务实层面看起来千头万绪，大至煤炭、铁矿石等类资源，小至龙虾、葡萄酒，还包括中国青年至澳大利亚留学。但实际上可以一句话概括：恢复经贸来往。
澳大利亚的商界这次有点着急，希望至少能够立刻就中国进口澳大利亚龙虾、葡萄酒落实一点具体协议。这事还真急不来，一是目前中国疫情凶猛，正是缩减高档消费之时，就算 中国官方解禁，进口商一时也不会大批量采购。实际上，中国现在能够稳定需求的主要是澳大利亚的煤炭，连铁矿石的需求回升在半年内也无法形成。12月中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说了“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但也还需要等待新一届政府上任，那是2023年3月中国“两会”开过之后的事情。
在中方看来，澳大利亚应该“停止对中国在澳投资的政治化审查”——但澳大利亚是个主权国家，有自己的战略安全要求，所以，这种“停止”无论如何，不能由中方说了算，得具体事务具体对待，澳政府实施合理管控是大局。
务虚层面：虚有大小之分
黄英贤还向王毅提出了“相关领务问题”——即成蕾“泄露国家机密”案与杨恒均“间谍”案——贸易围堵、人权问题，以及地区和国际安全，还有“巩固彼此繁荣的常规与全球规则”，她向王毅表明澳大利亚人相信人权为普世价值，这“适用于我们对新疆、西藏和香港的看法”。
以上全是务虚层面。成蕾案与杨恒均案对当事人及其家庭非常重要，但放在澳中外交这个大盘子上看，是务虚大事中的小实，如果时机合适，北京觉得释放他们两人或者其中的一个，能够换得某些外交上的实质性好处，应该是可能的。澳大利亚政府应该继续努力。
但西藏、新疆、香港问题上，澳大利亚只能当作务虚的方向来看待：坚持立场最重要，在适当的时候比如这三地发生大的人权灾难时表态关心即可。但事实上无法实质介入，只能接收这三地出走的难民。
双方真正的摩擦点是安全问题
黄英贤访华后，中国官方舆论认为澳大利亚应该“理性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停止动辄把政治关系安全化”，“在地区拉帮结伙，针对中国纠集对抗性、排他性的小圈子”。这是指过去几年间，澳大利亚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机制”和美英澳三国“奥库斯协议（AUKUS）”的成员国。
综合历史、安全、政治等各方面考量，澳大利亚始终把澳美同盟作为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的基石，新政府虽然主动向北京表示友好，但也认同上届政府签署的“奥库斯协议”，继续加深与美国、英国和日本的防务关系。
因此，北京说要澳大利亚“有自主的外交政策”，与11月中旬对德国总理朔尔茨说的欧盟德国要有自主的外交政策意思一样，是希望澳大利亚在美中之间不要选边站。但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说，这并不容易，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二者并存，如果澳大利亚感受到威胁时，国家安全自然要放在首位。所有国家构筑安全防务体系，都不是在商场购货，可以即兴选择，需要历届政府长期构建，哪怕执政党换了，也不能随便改变章程。
对澳大利亚来说，其实就是如何处理好澳大利亚与中国及美国的关系，尤其是在中美双方发生冲突之时，妥善处理且不触怒双方是关键。但对北京来说，在对澳关系上也得有个度，因为澳大利亚是个主权国家，内政上不能通过华人社团干预过多，触发澳大利亚国民担忧澳大利亚成为中国殖民地；在外交上，得保持一个让对方舒适的界限。尽管北京韬光养晦不再，但张牙舞爪的战狼姿态，很难让邦交国不产生反感与防范之心。
综上所述，澳中关系的“回暖”是两国需要，但正如黄英贤外长所说，“明智地管控分歧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挑战”。
作者：何清涟，中国经济学者，现居美国。
以上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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