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5月21日的澳大利亚联邦大选投票日越来越近，近期几乎所有澳大利亚媒体的聚焦都在大选上，尤其是近期的通胀、加息、气候变化和中澳关系等等问题，都成为了重要的选战议题。
更有意思的是，现任政府在选情不利的情况下，一再强调自由党联盟是对经济更有利的执政党。但现实却是澳联储在今年5月3日时隔12年首次加息，直接引发了更多普通人对利率上升和生活成本增加的担忧，反而由于家庭财务和经济原因对现任自由党联盟政府更加不满。
澳联储上一次在选举期间宣布加息要追溯到2007年，当时澳大利亚历史上最成功的总理之一霍华德不仅在加息后民调下降并输给了工党领袖陆克文，甚至在自己的选区也输掉了医院席位。
但与此同时，也还是有不少人认为，自由党比工党会“搞经济”。因为自由党更支持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往往从保障市场的自主性出发，主张修复财政赤字、减少税收等。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从1949年第四季度到2018年第二季度的235个季度中，2/3时间为自由党执政，1/3时间为工党执政。从平均经济增速看，自由党执政期间确实高于工党，这主要得益于霍华德时期和弗雷泽时期的高速增长，以及战后经济的复苏。尤其是二战以后执政时间最长的霍华德，作为一名经济自由主义者，一直致力于扭转澳大利亚1990年代的财政赤字情况，缓解经济困局。在其任期，澳大利亚平均年GDP增长达到3.6%，政府偿还了960亿澳元的债务，并实现了财政盈余。
但是，工党中同样涌现过如霍克和基廷这样擅于“搞经济”的总理。如1983年到1991年任总理的霍克，曾是历史上支持率最高的总理之一。在他执政初期就推行澳元汇率自由浮动，并且极大地开放本地经济，加入全球竞争。他不仅推动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被称为“APEC之父”，并百余次访华，对促进中澳关系起到决定性作用。
而霍克的继任者基廷则更是一手建立了澳大利亚强制性养老金体系，并让养老金入市成为市场最大的基石，保障了澳大利亚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并改变了澳大利亚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地位。作为金融行业的从业者，甚至是每一个澳大利亚投资行业的从业者，都应当感谢霍克推动建立的养老金，因为养老金是全澳投资市场的第一大“金主”。
在近二十年中，陆克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采取经济刺激政策，带领澳大利亚避免经济衰退，当然这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财政赤字。有意思的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现任莫里森政府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确实令澳大利亚经济比较快速地走出了疫情影响，但同时也不得不举债度日。
公平地说，在应对突发性的危机时，举债来刺激经济，是无可避免的情况，也是理性正确地选择。笔者对于政府在疫情期间推出的JobKeeper政策等刺激政策依然持有支持观点，尽管财务成本很高，增加了大量政府债务，但确实保障了民众的收入和企业现金流，帮助澳大利亚的经济更快从疫情中走出来。
但到了今年3月推出联邦预算案时，莫里森政府无视失业率很低，经济恢复正增长，通胀成为核心问题时，仍旧采取简单粗暴的“撒钱政策”很难认同。这无疑是“火上浇油”，可以说是为了“拉票”，彻底忽视国家经济发展的做法，和莫里森所标榜的自由党经济治理能力强南辕北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三月预算案的“撒钱”成为了RBA提前在5月加息的一大诱因，可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自由党一定比工党更会治理经济的简单判断多少有些简单和粗暴了。而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大家更应该看重的是未来。那么，目前的两大党——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与工党之间在政策上的区别到底何在，对未来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几何呢？
首先，本次无论联盟党连任，还是工党上台，都将面临内外较为严峻的经济环境。两党也均表示，高通胀下，无论谁当选都将面临严峻挑战。这一现实主要是外部环境，而非内部政策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在多次的两党辩论中，双方都没有提出重大改革来应对新出现的全球通胀问题，以及政府债务不断上升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想要削减赤字的举措都意味着政府福利支出减少和潜在的税收增加，显然不利于拉票。
从此前两党公布的经济政策看，在提升工资和控制生活成本的措施上：自由党联盟希望继续推行减税，降低燃油税、发放250澳元现金救济；工党也支持降低燃油税，提出增加46.5万个免费TAFE名额，以弥补技术工人的缺口。
对经济影响来说，工党相对更加灵活和放松的移民政策可能显得更加积极一点。联盟党此前宣布增加3万个技术移民配额，但减少了相应的家庭移民配额，总体变动不大。而工党则在4月初曾表示希望推动移民改革，让外国临时移民更容易成为永久居民，并且想创建新的“太平洋参与签证”，通过抽签制度，每年向一定数量的太平洋岛国国民提供永久居留权，既加强区域的人员互动，也为澳大利亚争取更多劳动力。
由于目前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非常紧张、劳动力极度紧缺，这是过去两年疫情影响导致移民直线下跌所致。短期来说，如果有更加宽松的移民政策，可能会压缓解工资增长过快的压力，释放部分通胀压力。长期来说，作为一个地广人稀的移民国家，长期人口保持增长是复制过去二十年成功经验的核心所在。
此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工党的政策也相对更积极一些。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基础上，自由党联盟没有承诺改变其2030年减排26%至28%的目标，依然希望通过未来技术的自然进步，包括部分目前并不存在的技术来降低排放。工党则承诺在2030年实现减排43%的目标，主要计划包括：投资绿色金属生产，使电动汽车更便宜，升级电网以使其能够接纳更多可再生能源，并在全国各地安装社区电池和太阳能储存器。
在很多人看来，这可能是一个环保问题，而非经济问题。但事实上，在目前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全球化倒退的背景下，唯一能让绝大多数国家同意，甚至中美之间能够达成相似目标的就是低碳和环保方向。而这一场正在发生并且一定会进一步深入的新能源改革，将会造就一批全新的能源技术和相关产业，同时淘汰部分旧产业。这并不以个人，或者政党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从未来澳大利亚能源行业以及在全球的布局上来讲，必须要跟上一些已经开始领先发展的北半球国家，这很可能是一个事关一些全新的技术和能源行业发展的经济问题，而并非一个纯粹的气候和环保问题。
所以，总体来看，两党在最重要的控制通胀和国家债务与税务问题上，缺乏明显的政策分歧，也很难在短期内做太多的事。在移民和环保相关政策上，工党的一些主张可能会间接更有利于未来的经济发展。
不过，所有的政党在大选期间发表的言论，和当选后的政策都可能会有所变化。尤其是本次大选之中，涌现了大量获得较高支持率的独立候选人，不排除出现悬峙议会的情景，即没有任何一个单独政党可以获取简单多数，从而出现少数派政府，或者联合执政的情况，导致很多政策的执行和推动面临更多的阻力。
本文仅从经济角度观察两党政策的异同，在大选结束之后，作者仍将将进一步分析当选政党政策对未来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但大选显然不仅仅只考虑经济议题，作者也无意说服读者选择哪个党。
（本文作者魏睿昊Julius Wei为SBS特约通讯员、澳大利亚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分析人士，转载须经SBS许可；本文观点仅代表嘉宾观点，不能代替理财建议，不代表本台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