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朝野一直笃信一条，“信心就是生产力”，无论是遇到经济困境，还是发生天灾人祸，统计部门与宣传部门都很努力营造“曙光就在前头”的幻象。只有今年不同，政府工作报告甚至未设定GDP增长目标，从1994年中国首次将GDP增速列为政府工作目标以来，每年都列有GDP增长数值指标。这一不同寻常之举足以说明：今年第一季度的零增长将会延续，中国政府对提振经济计穷力竭。
中国政府最拿手的经济刺激政策失灵
中国政府未设定GDP增长目标，是27年以来首次。《华尔街日报》认为，不设增长目标，乃因中国经历了4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之后，中国政府领导人并不急于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这恐怕有点高估了中国领导人的耐心，早在今年2月疫情还很严重之时，习近平就要求按时复工，最后导致地方政府为完成复工任务下达指标，工厂被迫开机器空转。
我的看法是：就算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恐怕也无力回天。最近接受采访时，好几位记者都问：中国政府手中还有什么牌可打？我的回答是无牌可出。
有关中国经济讨论得最多的是：要不要重启“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这讨论其实多余，近三年以来，中国一直实行量化宽松政策，货币放水，2018年，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逾180万亿元，较前一年增长8.4%。2019年仅12月一个月就新增人民币贷款1.14万亿元，略低于11940亿元的路透调查中值，但对经济几乎没起到什么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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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贬值的背后：中国的外汇储备之谜
中国政府的刺激政策主要是将资金密集投放铁路、公路、公共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如今无论是铁路、城市地铁、房地产，早就都是产能过剩，地方政府与相关企业欠了巨额债务，再投进去，无非是增加过剩产能，继续增加政府、企业债务。
中国债务过高，是国际投资界非常关心的话题，几乎年年都被提起。2019年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压力，中国年增长率6.3%创“27年新低”之后，303%的债务比重再度登上美国、英国、日本财经媒体的版面，评论者一致认为中国的债务存在极大的危险。
如此情境，再加大刺激，无异于饮鸩止渴。
从“保六”到“六保”，世界“经济引擎”变成保生存
今年，中国总理李克强将去年的GDP“保六”变成了“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和“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所谓“六稳”是2018年就提出的治理经济之策，结果并不如意，就业、外贸、外资一样也没稳住，因此增加了“六保”。由于已经不再设GDP增长目标，“稳预期”就成了多余。
而细数“六保”，其中除基层运转这一项与政府管治有关，其余都与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有关。将保基本生存当作国家大政，实际就是基本生存条件面临不保。从2005年中共理论界三朝元老郑必坚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文《中国和平崛起》，欲与美国试比高，到今天只能保基本生存，其间十五年，如何走到这地步？值得写篇长文检讨。这里只丢个梗在这里，回到本节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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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撤企】丁学良教授“有的企业走了，多少年都不会回来“
一场疫情将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偏高这一弱点的短板全部暴露出来：“保就业”，乃因一旦失去海外订单，中国企业开工率不足，失业立刻剧增；“保基本民生”，石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68%依靠国际市场，小麦、玉米、大豆等三大主粮对外依赖极强，据2018年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降到了82.3%左右（低于世界安全标准的90%），谷物自给率降到了95%左右，一遇到国际关系紧张，外汇储备缩水，粮食能源安全就成了必保项；所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产业链讲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制造的需求，供应链谈的是原料、粮食、能源的国际供应链。食物、用电、燃气、交通（汽油）等都关系到民生；“保市场主体”就是保企业，保企业就是保就业。
中国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因对外依存度极高，无异于泥足巨人，一旦国际形势变化，就变得脆弱无比。疫情之前，中国欲扛经济全球化领军大旗；疫情当中，中国想领导世界抗疫；如今遇到各国外交孤立，一下就跌落到只求保基本生存。
中国正在失去海外市场，国内市场内需严重不足
不少国内网军都认为，中国有14亿人的内需可以提振。这完全是不了解中国消费率多年持续走低的无知之言。
多年来，支持中国的三驾马车投资、外贸、内需当中，所谓内需最弱。内需弱，消费就难以提振，国民最终消费率就低。2019年的消费率高，相关部门报喜，也就57.8%，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70%左右。为什么会这样？乃因中国住房支出太高，挤压了其他消费。
以下为中国官方数据：2018年底，中国居民债务额达到45.92万亿元，比2014年增加了154.1%，债务额年均增长率达20.51%，可谓惊人。而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仅增长42.5%，年均增长仅7.3%；同期GDP仅增长41.4%，年均增长不到7.2%。五年来，中国居民债务总额的增长以3倍于GDP和可支配收入的速度快速膨胀。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公开说过，新增储蓄资源一半左右投入到了房地产领域，大比例的家庭负债率达到难以持续的水平。2018年的居民负债中，住房贷款超过56.1%。与住房相关的债务超过7成。畸高的家庭负债，不仅隐藏着极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还严重挤压中国人的消费能力。
企业开工率不足，中小企业面临破产。中国的失业问题将更严重，中国民众的消费能力将随之下降，提振内需更为困难。
各国应该调整国内经济，降低对中国依赖程度
人类特性都是舍难求易，那些对中国产生严重经济依赖的国家，就算中国今年两会未设定GDP增长目标，也很难面对中国经济严重衰退这一现实。有些评论还非常忧虑，认为世界经济失去了发展引擎。少数对中国经济依赖过高的国家，过去一直不敢得罪中国，害怕受到惩罚。最近形势越来越不利于中国，一直不肯摒弃华为的英国，直到5月23日，才算是宣布弃用华为5G；日本首相安倍终于壮着胆子，公开指称病毒来自中国。以上这些，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定为“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中国面对国际交往受限”。
中国在过去10多年来，之所以被视为“世界经济引擎”，就在于持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让中共既能全世界购买能源、农产品，又能通过援助、捐款购买影响力（比如对非洲与世卫）。但正如我在《中国失去对美经济依赖，风光难再》（2020年5月24日）一文中所谈，这笔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一是中国对美多年的贸易顺差（占中国每年贸易顺差的90%以上），二是位居对华投资第一的美资带去的，一旦美国抽走中国依靠的肩膀，中国顿时就失去了全球“买、买、买”的豪气。
过去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过高的澳大利亚、南韩、日本、德国等，在中国经济走旺之时，调整本国经济结构不容易。现在中国经济走衰，想依赖也依赖不成之时，正好是调整本国经济结构的机会。“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一旦经济上对中国依赖程度降低，受到的政治要挟就会随之减少。
作者：何清涟，中国经济学者，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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