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歲的墨爾本男子楊格菲（Griffith Young）表示，他的84 歲母親 Jackie亦正是與腦退化症作鬥爭。
楊格菲說：『真的很可怕，這是最差的一種疾病。她以為她已經準備好面對這個疾病，但其實她沒有，我也沒有，這確實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經歷。』
腦退化症是 21 世紀衛生業界面臨最大的挑戰之一，估計全球亦會因此而損失達超過一萬億澳元。同時，該病症亦是澳洲的第二大殺手，也是導致澳洲女性死亡的首因。
伍德沃德（Michael Woodward）副教授是澳洲腦退化症委員會的成員，也是墨爾本長者及家庭護理服務及奧斯汀健康中心記憶診所的負責人。他解釋為甚麼女性更容易患上腦退化症。
伍德沃德說：『我們知道女性患有腦退化症比男性為多，但那是因為女性的壽命通常較長，而引致患上腦退化症的最大風險因素是因為年齡及家族史。但是，即使您將年齡標準化，女性患腦退化症的風險也會稍高一些。這可能亦是因為女性更容易患上其他會增加腦退化症和死於腦退化症風險的疾病，例如抑鬱症，可能還有其他的壓力以及荷爾蒙下降。我們亦對絕經後女性的荷爾蒙進行了大量研究，發覺她們跟男性到達更年期或其他會引致腦退化的情況上， 女性的腦細胞會更易受到影響。』
雖然目前尚沒有治療腦退化方法， 但據阿德雷德大學進化醫學研究的一項最新研究發現，居住在大家庭中的人死於腦退化症的風險比其他患者為低，並且亦有可能延緩病症的發展。
李希莉（Hilary Lee）是「生命火花」（Spark of Life）計劃的主席，該計劃目的是為腦退化症患者提供一個理想的環境和聯繫一些患者，讓他們體驗修復和恢復失去的能力。
她說，鑑於他們對腦退化症的了解，這些最新發現對她來說並不意外。
她說：『我們都知道孤獨感，就像當一些人是孤立無援時，這實際上可能是他們開始患腦退化症的先兆，因此社交是非常重要。』
該研究報告的資深作者亨內伯格（Maciej Henneberg）名譽教授表示，研究結果顯示，大腦的神經激素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亨內伯格表示：『我們是情感的生物，我們的情緒是基於大腦的神經激素調節。腦退化症可能是由於缺乏某些情緒來刺激我們的神經激素作出調節。』
我們的神經激素調節是數百萬年前在早期人類社區中發展起來的，在那裡，當時實際上是需要由一個村莊而不是由一個主要的照顧者來撫養一個孩子。
亨內伯格教授說，媽媽、爸爸、奶奶和爺爺、阿姨和叔叔都建立了一個大型和協作的家庭環境，而這樣亦創造了更強大的神經激素環境。
亨內伯格教授說：『這產生了對積極情緒調節的需求，以便我們對其他人產生積極情緒。簡而言之，這就是愛。催產素（Oxytocin）被稱為愛情荷爾蒙。我們認為這種協作、友好、充滿愛意的人際關係為大腦的運作創造了更好的神經激素環境。然而，如果我們讓一些人感到孤獨和孤立他們，他們的愛情荷爾蒙顯然沒有受到刺激，這會對大腦的工作方式產生負面影響。』
雖然該研究並未顯示腦退化症的死亡率與家庭的規模之間存在因果關係，但很明顯，生活在大家庭中可以顯著預防腦退化症的的發病率和病情惡化所引致的死亡。
伍德沃德教授又說：『對於患有腦退化症的人來說，住在一個更大的家庭中會更好，這是有道理的。 飲食方面也有類似的例子，我們一直認為地中海飲食可以預防腦退化症，但現在看來，它不僅僅是實際共同進食，而且共同準備食物亦可能會預防患腦退化症的風險。』
李希莉說，腦退化症患者所體驗的互動類型也是很重要的。
李希莉說：『真正重要的事情之一是人際關係的質量。因為你周圍的人可能會對你造成破壞，例如他們可能很挑剔，尤其是當一些人患有早期腦退化症時，如果我們不經意間告訴或提醒對方他們在記憶方面的問題，這會加劇他們的恐懼和擔憂，因為他們實際上知道事情不對勁。因此，我們必須真正意識到在腦退化症患者周圍的人實際上創造了他們的世界，也創造了他們的社交世界和他們每天的真實體驗。』
亨內伯格教授說，當無法實現傳統的大家庭或以家庭為中心的生活方式時，患有腦退化症的人士應該尋找其他地方來增加他們與其他人積極互動的機會。這可以通過與鄰居、參與社區團體活動或其他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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