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3月22日宣佈以中國竊取美國技術及商業秘密為由，向中國進口的6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範圍涵蓋百多個類別的1,300多種產品。4月4日，中方作出反擊，決定對美國大豆、汽車、威士忌及其他合共106種商品，徵收入口關稅，總值高達500億美元。不足一天後，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為應對中國對美國採取了「不公平報復措施」，已指示美國貿易官員考慮進一步加徵中國商品1,000億美元的關稅。中美貿易戰如箭在弦。
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發表時評，表示中國「有底氣」打贏這場貿易戰，又聲稱中方反擊之快、勁道之猛、決心之大，恐怕連美國人自己都沒想到。文章指出，「中國不想打貿易戰，但中國也不怕打貿易戰」。這份必贏的自信，來自規模第一的消費市場。文章說，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人口大國，中國的市場潛力是其他經濟體不可相比的。經過40年改革開放，中國人經已富起來、強起來，消費能量讓全世界刮目相看，失去了中國這個最大的消費市場，美國經濟必將遭受重創。
出口貿易是中國近年經濟增長的最強推動力，而美國亦是當中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因此美國要繼續擴展向中國徵收的關稅範圍，仍然更多途徑。但相反，中國向美國進口商品所實施的關稅，已是美國入口中國商品數量的三份之一；換言而之，中國再次擴大加收關稅的範圍，選擇其實相當有限。不過，根據《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邁爾斯（Steven Lee Myers）的分析，在政治層面及處理輿論壓力的能力，中國則比美國政府存在更多優勢。中國的政治結構容許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媒體持有高度的駕馭能力，令他及政府得以有效控制輿論甚至打擊異見者；反觀特朗普則要面對美國國內商家及消費者對關稅的批評，尤其大家不可忘記美國將於本年11月舉行中期選舉。
此外，中國政府亦對國內經濟環境有更大控制權，容許政府人員要求銀行撥出資金，向被美國加收關稅影響、出現財困，而可能需要裁員或關閉廠房的企業提供援助，保障人民及企業的生計。藉此，中國政府可以暫且容許國營企業持續多年錄得虧蝕。位於北京的「Gavekal Dragonomics」研究公司的董事總經理克羅伯（Arthur R. Kroeber）表示，美國華府可能高估了向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的破壞力。他說，加徵關稅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破壞可能最終只有0.1%，遠遠不足以令中國堅決作出政策改革。
另一方面，中國似乎看準美國政治系統的弱點而決定徵收關稅。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副教授王勇表示，中國向美國入口的大豆等農產品大幅徵收關稅，正正是由於美國農產業人士對美國國會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針對這些行業而採取徵稅行動，目的便是要借用美國當地的政治系統，脅逼美國政府「宣佈投降」、取消徵收關稅。當中國宣佈向美國106種商品徵收25%入口關稅之時，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即發表聲明，批評中方故意傷害美國農民及生產商，可見中國可謂擊中華府的要害。而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甚至表示，感激美國大豆農民及農業協會，代表中國向特朗普政府表達反對徵收關稅的意見。朱光耀說，任何人有意發動貿易戰，中國願意奉陪；而任何人有意開展洽談，中國亦大門常開。
邁爾斯表示，中國近年的全球戰略都表現出意圖孤立美國的傾向，破壞美國與歐洲及亞洲盟國的關係。這些國家與美國相同，都對中國保護關鍵市場及由外國公司獲取新技術等貿易政策，存在憂慮。克羅伯指出，假如美國能組成一個聯合陣線，共同向中國進行制裁行動，而非獨自向中國徵收重關稅，可能更為有效；但特朗普至今依然未能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持。相反，中國則在多項議題上得以站在全球的道德高地，願意參與多項國際協議，包括自由貿易及應對氣候變化；這些都是特朗普總統上任後多次宣佈退出的全球性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