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澳洲:澳大利亞原住民的和解之路

Uncle Richard Johnson

Source: Amy Chie-Yu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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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組國際學者所做的遺傳學研究顯示, 澳大利亞陸地上的原住民文化是可以追溯到五萬年前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是,很多澳大利亞人郤對原住民厤史知之甚少。2014年的澳大利亞和解晴雨表顯示了,只有30%的澳大利亞人認為他們自己對土著和托雷斯海峽島民的文化和厤史有所了解。根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澳大利亞土著和托雷斯島民構成了全國人口的3%。1788年歐洲人在這片土地上的定居,導致了一系列對傳統土地擁有者的歧視政策產生,對原住民的公民權和傳統,文化以及語言的生存產生了致命的影響。以下是本台記者陳藝舒的詳細報道。


每噹Gooreng Gooreng長老理查德約翰遜回憶他的祖先在殖民時期經厤的痛苦過去時,他自己也會受到傷害。
噹歐洲定居者首次踏上他們在昆士蘭南部中部的家園時,約翰遜的部落幾乎消失了。他的祖父是這一代人的最後一個家庭成員。
他說:“他們對我們的人民進行追捕,他們被一路追到一個名為'Moogool'的地方,這是一座他們藏身的山。他被叔叔吉米藏在灌木叢中。他告訴爺爺Nyulang,他應該在這個空心圓木的草叢中等待。他們天黑了之後回來帶走他。所以我們很幸運。如果沒有逃走,我們今天不會在這裡。他可能已被殺害,被帶走或與其他孩子一起入院併成長為歐洲人,所以我們的厤史將會有很大不同。”
Nyulang的存活使得家族的血脈得以延續。但是和大部分的澳大利亞原住民一樣,約翰遜的家庭經厤了幾代人的壓迫政策。
1867年至1911年間,六個州引入了“保護”政策的法律 – 這是一項旨在隔離原住民和他們混血原住民兒童的法律。
這個被稱為“被偷走的一代”的部分原住民兒童與家人分離,被送往寄養機構或家庭而被“歐洲化”。
各州有權決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的居住地和他們跟誰結婚。
直到20世紀70年代,對原住民語言的談論也受到很大限制併被禁止。
在歐洲人定居之前,原住民所使用的語言大約有250種。
生產力委員會最近的一份“克服原住民劣勢”報告髮現,截至2012年,只有120種原住民語言以某種形式存在,其中許多是瀕臨滅絕的,僅有13至18種語言仍在被積極使用中。
“他們限制我們使用我們的語言,在個人和家庭之間說我們的語言,不允許人們說他們自己的語言,是因為害怕所以彼此之間的交流被壓制到了一定程度。只有那些可能沒有分享我們的文化,需求和要求的人才能看到他們。”
戴斯蒙德是班達伯格地區Taribelang血統的陸地和海洋護林員。 他說,原住民語言的破壞使得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仍在努力去協商的。
“語言對任何文化來說都是一件大事。你知道有那種語言,那就是造成你被分離的原因。你有不同的術語,說話。對於那些過來把你的這些語言奪走的人來說,這是被奪走一種身份感,併試圖重建併重新穫得這種感覺,這是建立和實現和解的重要一步。沒有人可以只說對不起,併認為馬上就會有彩虹和蝴蝶,事情不是這樣運行的。我們必鬚找到自己併繼續前進。”
直到六十年代末之前,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都無權投票或領取養老金和產婦津貼等社會保障福利。
1962年是所有原住民人民第一次在聯邦選舉中穫得平等的投票權。然而,許多人併未意識到這種變化,因為原住民澳大利亞人直到1984年才被迫投票。
有幾個處理原住民事務的州政府部門,也同時負責管理動植物和野生生物。
被人口普查計算排除在外,意味著原住民澳大利亞人被認為是“動植物群”的一部分。
直到1967年全國公民投票,超過90%的人口投票讚成,原住民才正式成為全國人口的一部分。噹髮生這件事時,理查德約翰遜才16歲。
“我們被認為是公民,併且有權投票,即使在此之前我們的一些人被允許投票,政府沒有官方承認或指示原住民在人口普查中得到承認。因此,我們從動植物的一部分跳躍成為真正的人。我更喜歡留在動植物類彆裡,這讓我成為這個國家和土地的主著,在這裡生活和養家。”
1967年的公民投票是對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的官方歧視結束的轉折點。兩年後,所有州都廢除了,允許在“保護”政策下到帶走原住民兒童的立法。
2008年,前總理陸克文對“被偷的一代人”進行了正式道歉。
對於理查德·約翰遜來說,1992年早些時候由另一位工黨總理保羅·基廷髮表的“雷德芬公園”講話,直到今天他都能生動地記得。
“我們奪走了原有的土地,粉碎了傳統的生活方式。我們帶來了疾病和酒精。我們犯了謀殺罪,我們帶走了他們母親的孩子。”
基廷是第一位公開解決早期歐洲定居者對澳大利亞原住民居民造成的不公正待遇的澳大利亞總理。
官方和解進程在2000年達到了另一個裡程碑,噹時有25萬人遊過悉尼海港大橋以支持和解。
“我記得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段非常激動人心的時刻。噹時悉尼海港大橋上的遊行。我認為對我來說這些特定的事件,導致了更多的時代正在髮生變化的感覺。可悲的是,我們看到的變化太罕見了。”
澳大利亞和解協會成立於2001年,是促進原住民和非原住民澳大利亞人之間和解的主要組織。 其首席執行官賈斯汀穆罕默德表示,悉尼海港大橋遊行等事件的連帶效應非常重要。 僅在過去十年中,就有近800個組織,企業,社區糰體實施了自己的和解行動計劃,以糾正過去的錯誤。
“這種正式的和解方法已經有25年了。人們隨著大橋的遊行,最近前總理陸克文的道歉講話慢慢成長。噹他們處於權威和領導地位時,世界就會改變這個公司或組織能夠重新融入社會環境或者處於不利地位的人們的情況,因此有一種自然的呼籲要求這些公司機構糰體更加具有原住民社會意識。”
戴斯蒙德表示,對原住民的持續負面媒體報道已經損害了很多人的信心。
“因為你被告知這麼多,你什麼也做不了。你一次又一次的被打倒了。很多人終於放棄了。我們做不到。放棄它不能成為我們心態的一部分。繼續努力併成為這個國家的一部分必鬚成為我們心態的一部分。”
原住民和非原住民澳大利亞人之間的互動很少。
澳大利亞的和解狀況報告顯示,只有30%的普通社區與原住民居民以及托雷斯海峽島民交往。戴斯蒙德表示,更多接觸有助於打破彼此之間的障礙。
“出去見一些原住民。詢問我們的文化,不要害怕或冷淡。你知道,就像每個種族一樣,你可能遇到一些不好的種族,但我們大多數人都很好。是的,走出去嚐試讓自己沉浸在文化中,請不要試圖將其他傳統彊加給我們。你知道我們已經擁有了自己的東西,我們也不會試圖對你施加任何東西,但要離開那裡併更好地了解我們。”

穆罕默德說,研究髮現,超過80%的澳大利亞人有興趣更多地了解他們在學校沒有教過的厤史。他認為,對過去的更深入了解以及與澳大利亞原住居民的更多接觸,可以改變原住居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社區中的弱勢社會地位。
他說,如果沒有“澳大利亞憲法”中對原住民的正式承認,就無法實現真正的平等。
“這是關於承認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是這個國家的第一批居民。它只是為未來的髮展創造了正確的記錄。從那裡,我們可以開始解決眼下的問題,但很重要的是為未來做好計劃。”
有關我們原住民過去,現在和未來挑戰的更多信息,您可以閱讀這份詳儘的“澳大利亞的和解狀況” The State of Reconciliation in Australia” 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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